革命烈士赵祚传，出生在大姚县七街仓西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，我们可以通过参观赵祚传烈士故居。 故居占地22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410平方米。其建筑为清代砖木结构四合院，共有房屋9间。院内有天井，地面用古砖铺成。正房现今保留有“寿考维棋”、“德门稚春”、“懋德颐龄”等四块牌匾，光彩夺目，与三楼赵祚传图片资料展厅交相辉映。

受家庭的熏陶,赵祚传从小勤学上进,少年时代忧国忧民,青年时代立志报效国家和人民,救国家和人民于危难中。曾就读于上海同德医科大学、上海大学，先后加入进步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和新滇社。他曾倡导组织以“培养民德，改良社会，挽救国家”为宗旨的“大姚旅省学生励志会”，并创办了《大姚学生》会刊。1923年大姚县长饱搜民脂民膏之后卸任升官，一伙与之分赃的劣绅竟为之立“德政碑”。赵祚传为此写了《呜呼！颜公德政碑》。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全国人民群情激愤，赵祚传参与“沪潮后援会”的工作，积极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，并编写了“伤心歌”，印成传单，大量散发，揭露英、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，激励人民投入反帝爱国斗争。

1926年秋，赵祚传前往广州，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训练班学习，经政训班负责人王德三介绍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初回云南工作，历任云南省特委委员、云南省临时委员、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书记等职。1927年初，赵祚传随王德三回到云南，在中共云南特支的基础上，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，赵祚传为委员，负责组织工作。赵祚传先后在蒙自、宜良、昭通等14个县发展党组织。在一年多的时间中，他先后三次被捕，面对残酷的敌人，他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团结狱友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斗争。1928年4月，为了继续指导和坚持全省的革命斗争，临委扩大会议决定推选赵祚传为特委书记。在任特委书记期间，他创造性地编写了通俗易懂的读物《农民四字经》，真实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心声和要求，指出了农民解放的希望之路，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，影响深远。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云南各地，赵祚传对党的革命事业仍然怀着无限忠诚和必胜的信心，日夜为革命奔波。由于工作的繁重，过度操劳，他患了肺结核病，病情日益加重。每当同志们关切地建议他注意休息和治病时，他总是说：“我的病是重的，但国家的病更重。时间不等人，救国家要紧啊！”为解决党的活动经费问题，赵祚传曾说服父亲将宜良狗街的部分田产变卖，甚至动员妻子把结婚时陪嫁的金手镯、金戒指等首饰当卖，把全部款项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。

1928年9月27日，身为省特委书记的赵祚传拖着重病之身，步行回到大姚家中，拍卖家中田产，筹措组织经费时，不幸被捕入狱。被捕前，他镇定自若地销毁了党的机密文件。入狱后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念念不忘的是人民疾苦，革命的胜利。他经受住敌人的百般折磨，在就义前一天，分别给父亲、岳父母、妻子、兄妹、儿子留下了5封遗书。遗书中写道：“我为主义而牺牲，为民众而牺牲，我心很坦荡安然。”他劝慰兄妹“不必为我悲伤，世界上如我这样牺牲的人不知有多少，不如我这样死得其所的更不知有几何？人生是准备来牺牲的，虽置诸法场，又何足惜。”豪言壮语，气壮山河，动人心魂。 。 

“以天下之饥为饥，以天下之寒为寒，天下之饥寒应承担!”这是革命烈士赵祚传留给子孙的一句遗言。从小听着祖父赵祚传生平故事长大的周祺皓，一直将这样的家训铭记于心。祖父短暂的一生让周祺皓认识到，人只有建立了正确的信念和理想，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才能最大地实现自身价值。直到今天，赵祚传的事迹仍时刻激励着他的家人坚持廉洁奉公的家训继续前行。